4月5日，“梁漱溟与济南——跨越一个世纪的文化对话沙龙”在济南举行。梁漱溟先生长孙梁钦元携弟弟梁钦宁，与宋遂良、张柯等文化界人士齐聚一堂，以“儒者心性”为轴，展开了一场深邃而温暖的思想交流。
“老根”上生发出“新芽”
20世纪20年代，梁漱溟先生在齐鲁大地播下思想的种子。百年后的今天，他的智慧依然在这片人文沃土中生根发芽。活动现场，梁钦元深情追溯了祖父与济南的百年因缘。
1921年夏，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厅之邀来济南作演讲，演讲题目为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”。他在当时激烈的反传统文化潮流中独树一帜，竭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。梁漱溟在演讲中说，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，中国文化应该在保持自信的前提下，有选择性地进行学习，否定全盘西化。这场持续数日的演讲座无虚席、反响强烈，其内容也成为同年出版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一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。
梁钦元讲到，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有两个，用十个字可以概括：“向上之心强”与“相与之情厚”。前者强调中国人反对躺平、追求进步的根本精神，后者则凸显了重情义、重人伦的文化特质。梁钦元认为，这十个字穿越时空仍与当代人的追求高度契合。谈及梁漱溟以高中学历取得卓越成就的原因，他特别指出对生活的极致认真是关键。“这种态度让他成为值得我们反复思索的典范。”言语间，梁漱溟先生治学为人的身影仿佛重现眼前，令在场者无不动容。
1924年，对梁漱溟来说，有着特殊的意义。这一年，他辞去了北大教职。凭借在北大日益远播的名声，他本可继续往繁华热闹里走，却毅然离开北京，投身最基层的乡村、最底层的民众，沉入当时中国最贫苦最沉寂的地方。这份枯木苍然中的浓烈，印刻在了他行迹中：1924年赴山东曹州办学，1928年在广州开办乡治讲习所，1929年北上前往江苏、河北、山西等地考察乡村，同年在河南辉县参与村治；经历了迂回曲折的百转千回，1931年梁漱溟最后落脚山东邹平，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，直到日寇入侵山东，终止于战火中。
这样南来北往的经历、思索，让梁漱溟愈加明白，彼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可谓乡村破坏史，国际、国内的压迫，天灾、人祸的摧残，使得乡村命运日益沉沦。此时，作为真诚的儒者，他怀揣儒家文化理想，落脚于儒家文化诞生的传统农业社会的深厚土壤，盼望中国文化的“老根”上生发出“新芽”。
真力量从乡村酝酿
“真力量要从乡村社会中慢慢地酝酿出来”，此呼喊如深夜振铎，在邹平的天空回响。梁漱溟对此，寄予很深期许：“乡村建设，实非建设乡村，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。”在梁漱溟的设计和推动下，邹平乡村建设不单兴办教育，还包括县政改革、兴修水利、推广科学种田、发展农副业生产以及组建金融流通处、信用合作社、林业和蚕业合作社、卫生院、乡村自卫队等，涵盖了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各方面，个中甚至涉及了制度上的建设。
梁漱溟探索的邹平模式，备受社会关注，各界名流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前往邹平参观考察。有人高歌赞赏，也有人尖锐批评。在友人忆述里，“邹平每年只有两三天下雨，民众肤色红紫，自然条件极差。”梁漱溟本可安居北京，过闲适生活，他非但不，还携妻儿一同住在邹平。
梁钦元在分享中提到，梁漱溟先生曾言，孔子人生态度的首要之处在于“人生是乐的”。面对当今社会的焦虑与内卷，他呼吁人们从日常中寻找真正的乐趣，“克服困苦后的欣然和谐，源于我们如何看待人生的点滴。”同时，他特别推荐了梁漱溟1937年于山东撰写的《朝话》，“文字平白朴实，但是意味隽永，与我们的生活密切关联，对我自己，对我周围的朋友都有启发。我时常会拿出这本书来一读再读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本书里头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。”
历史的景深推到1935年前后的邹平，穿过村落中一排排低矮的茅檐，越过青山、河沟相绕的旷野，牧人们驱犊趁晓耕。沉睡了一夜的乡村，在东方翻滚出鱼肚白时，苏醒了。由村落到县城，黑白电影的镜头聚焦到乡村建设研究院。这里的清晨则是另外一番景象——
“天将明未明时，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，疏星残月，悠悬空际，山河大地，皆在静默，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，此情此景，最易令人兴起，特别的感觉心地清明、兴奋、静寂，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，我独清醒，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。在我们团坐时，都静默着，一点声音皆无，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。”
在邹平期间，梁漱溟每天黎明行之最勤的便是这“朝话”。学生们片刻冥想后，由老师发表一番鼓舞人心的话，提供进一步反省的教材。内容多是有感而发，或从学生、教师身上出发，或有感于时事。有时一个话题一气呵成，有时零零碎碎地讲，几年下来，有数百次之多。
梁漱溟希望通过这种“三省其身”的方式，让学生心中燃起道德感化的热情，认识到乡村工作的深刻意义，而他乡建理论的萌芽随之破土而出，不断蔓延伸展。
一生不留发的梁漱溟，每日茹素，三两个烧饼，一碗稀饭，佐以几片大头菜即可解决他的“民生问题”。“这种情况并不偶然，往往经年如此。每日黎明即起，寒暑如一，生活简约一如持戒律之僧人。”梁漱溟的学生胡应汉如此回忆。
宁在一思进，莫在一思停
静水流深，其志不在温饱。“我来做乡村运动，在现在的世界，在现在的中国，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。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，所激发。离开朋友，抛弃亲属，像和尚到庙里去般到此地来。因此事太大，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，我一切都无有了，只有这件事。”梁漱溟早早地沉住了出家精神做乡村工作的心。
“他还常常要跑到外头。主要做两件事：一是向很多人介绍他的主张和经验；二是邀请人来邹平做工作。那时有上百名专家、教授，投身邹平的乡村建设工作。比如医疗，他去齐鲁医学院找医务人员来邹平实习。经济方面，以前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，也请他们来做调查。诸如此类的，要自己去跑，花了他不少时间。”2014年，梁漱溟的儿子梁培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。
宁在一思进，莫在一思停。正如梁漱溟所坚信，如果真想干，应内决于心，虽有时糊涂恍惚，也可觉醒。
动静之间，乡村建设的大网也铺展开来。“1935年，以菏泽为中心，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。经过研究院各部及所属乡村师范、乡村人员服务训练处各部门培养、训练的学生累计3000多人。”截至1937年，山东107个县中有70多个被指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区。
只可惜，与乡村建设同样迅猛的，还有虎视眈眈的侵华日军。1937年10月13日，战火烧至黄河北岸。次日清晨，梁漱溟匆匆赶到济南，在千佛山上找到韩复榘，苦劝五小时，愿他守住黄河防线，可惜未被理睬。16日，他带领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撤离邹平，苦心建设经营七年的邹平乡村危如累卵。
50多年后，美国学者艾恺问梁漱溟：您和王阳明有很多类似的地方，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吗？
梁漱溟答：“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只不过我好像望见了，远远地看到了，看到了王阳明，看到了孔子，好像天有雾，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，王阳明是怎么回事，远远地看见。”
梁漱溟之于我们，又何尝不是。
（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）